美国科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摘自《美国科学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科学家中的一流管理者进入决策圈,并将较为活跃的研究人员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但与一战不同的是,美国在“二战”中的经历导致了学术科学家和联邦政府之间的长期共生关系。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二战”中的参战时间较长(这使得科学家们有时间将自己的见解转化为改变军事战略的实践),同时也与将科学家转向军事问题的高效安排有关。
在成为电气工程教授且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20年后,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于1939年成为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所长,并于1940年6月说服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应急管理办公室下建立一个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这一举措使布什和他的合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弗兰克•杰威特(Frank Jewett)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学院院长理查德·杜尔曼(Richard Tolman)——有权制定研究政策,而不受立法历史和制度传统的限制。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联络,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们很快决定按照自己提出的军事职能类别组织起来,而没有依循武装部队的任务或学术界的学科划分。他们决定与现有的研究机构签约进行研究,而非建立新的政府组织并为其提供人员。其结果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熟悉的学术环境中工作并为自己设定质量标准,但研究与军事技术相关的问题,并且同工程师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
考虑到历史上研究的现状,国防研究委员会支持的科学研究的最佳例证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它是国防研究委员会最早的承包商之一,最终也成了其最大的承包商。在国防研究委员会最初的组织会议上,卡尔·康普顿负责了一个探测部门,该部门负责调查10厘米波长区域的电磁波使用情况,这超出了陆军或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工作范围。他成立了一个“微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金融家兼业余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鲁姆斯(Alfred Loomis)一直以来就支持着麻省理工学院对微波产生和传播的研究,委员会的秘书,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师爱德华·鲍尔斯(Edward Bowles)一直指导着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1940年秋,微波委员会获悉英国物理学家发明了强大的微波发生器,并建议国防研究委员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一个中心实验室以开发雷达组件和系统。康普顿邀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E.O.劳伦斯(E.O. Lawrence)去招募实验核物理学家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队伍,以组成辐射实验室的核心人员。微波雷达从飞机上探测水面潜艇的早期成功所带来的迅猛发展,促使一些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怀疑相互依存的相同人员在单一机构管理下工作的管理合理性。然而,康普顿和国防研究委员会坚持其最初的构想,并抗住了要求将微波雷达的重大责任分配给更多具有更同质人员的机构的压力。
一旦实验物理学家接受了他们将主要与工程师一起研究雷达系统,其次与理论家一起研究微波特性这一事实,他们发现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结构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来施展他们的才能。有效微波雷达的核心问题——同步带电粒子的运动从而将电磁波放大到更高的频率上——与他们的实验专长(即同步应用电场从而将带电粒子加速到更高的速度)相反。他们能够专注于将这个问题(以及它对其他雷达组件的影响)作为对他们创造力的挑战,而不必担心为满足这个或那个军队的要求去建立一个特定的系统。初级军官的多次访问使科学家跟踪着雷达用户面临的战术的条件,国防研究委员会负责督促高级军官根据实验室的成果重新考虑军事战略。战争快结束时,麻省理工学院计划建立一个电子研究实验室,作为辐射实验室在大幅削减状态下的继续。而且在战后,辐射实验室中回到了原来机构和学术领域的科学家们,可以在许多科学领域使用他们久经磨练的探测和产生电磁辐射的技能。
虽然辐射实验室是由国防研究委员会发起和指导的“二战”科学的最佳代表,但活跃的研究人员的雄心以及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促使国防研究委员会扩大研究范围或者给科学家创造其他途径来为战争做出贡献。科学家们直接为军方工作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一旦铀裂变的支持者们勾勒出制造原子弹的合理计划,布什就想让陆军的工程兵团(Corps of Engineers)来执行这个计划。军队利用前所未有的工业资源来实现科学家的愿望,同时也将军队的安全问题直接带入了科学家的实验室。科学家就工业政策问题咨询行政分支机构,最重要的例子是詹姆斯·科南特和卡尔·康普顿参加了一个评估合成橡胶生产问题和前景的小组。尽管该小组有助于减少花言巧语,并为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项目制定路线,但国防研究委员会仍避免让机构插足产业政策和研究。最后,科学家基于他们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了更广泛的执行部门的政治。最重要的例子是,布什在1942年愿意监督一个与国防研究委员会一起在新成立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fice of Scientif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工作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并由布什担任主任。增加的责任和总统任命为布什提供了官僚力量,当他觉得他们对科学资源的使用和可用性感到厌烦时,他就会加入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讨论中。
战争结束时,布什汇总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为立法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而辩护,该基金会将永久性地使学术科学家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制度化。然而,科学家在战争期间取得的各种成功以及战后党派政治的复兴使他的努力大打折扣。立法听证会对单一机构支持大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这件事未能达成共识,反而吸引了一群对科学机构的目标和手段应是什么有着不同观点的聒噪的科学家、公共行政人员和利益集团代表。随着建立国家基金会争论的持续,其他政府机构重拾对战时研究项目的支持,而且杜鲁门总统任命了一个独立于任何科研项目管理部门的科学顾问。因此,政治僵局造就了临时的科学建议和多种政府源头支持外单位研究的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留下主要的制度遗产,但国防研究委员会将科学挑战从军事背景中抽象出来的做法确实持续了下来。在越南战争引发的政治骚动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军队活动的范围之前,军队一直是学术科学的自由赞助人,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改进既可以为军事目的服务,也可以为科学目的服务的实验或计算技术的物理科学家。科学家们很容易就能获得这类科研资金,这可能已经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进程和方向,而影响的方式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可见。
因为物理学家在制造原子弹和雷达方面的卓越成就,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物理学家的战争”。这些计划,尤其是原子弹计划和罗斯福政府内部的政策制定,自然而然地在历史上受到了海量的关注。本文显然也受制于这一条件。需要对更多由国防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军队支持的其他战时研究项目(起源、组织和遗产)的案例进行研究,以资比较,从而形成目前更为确切的概括。